“缘定三生”是许多人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与认同。那么什么是“三生”？它有什么历史渊薮？传说中的“三生石”又有什么历史故事？各位不用急，请听我来解说一段我在杭州偶遇“三生石”的轶事。
其实，“三生”是源于佛教的因果轮回学说。佛教认为，众生因其造作的善恶等业力，在六道中死此生彼，循环不已。众生前世的生存为前生，现世的生存为今生，来世的生存为来生，总称“三生”。传说，逝去的人会走过黄泉路，到了奈何桥，就会看到三生石。它一直立在奈何桥边，张望着红尘中那些准备喝孟婆汤、轮回投胎的人们。所以，佛法里的“三生石”的三生分别代表“前生”“今生”“来生”。
然而，在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与传说中也有“三生石”，这是一块具有三种颜色极为罕见的石头，可以和传说中的女娲补天所剩下的那一块顽石相媲美。后来，中国的文人将神话传说与佛教传承合并解读，使“三生石”不仅成为中国人对生前与后世的信念，而且还成为朋友之间肝胆相照的依据，当然，更多的是用来比喻人间爱情的憧憬与象征。在现实中，很多人的爱情是从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开始的，认为彼此之间肯定有过今生前世的纠缠。而相爱并终成眷属过上幸福生活后，许多人都会感觉：相信这辈子的美满姻缘其实是上辈子早已注定的，并且相约来生再做夫妻。这就是所谓“缘订三生”的俗话来源！
五月四日中午，浙江在线小卓请我在在杭州灵隐下面盘山公路边的一个名叫蝶庄农家餐馆吃饭，落坐后的第一眼，我便被路边下面一条郁郁葱葱沟壑，沟壑中半隐半现几座黄墙佛院寺庙的幽静所感染，于是，本想饭后去灵隐寺的愿望便完全被吸引到了这片青幽的环境中了。
沿着山涧小路，我们走到了一个名叫天竺法镜寺的右侧一个山坳里，小卓告诉我这里有个三生石的景点。于是我们走过香林茶园，翻过小桥，沿着黄黄的寺院的墙头，踏过一块寺院的山坡地，便在几丛乱石中看到了“三生石”。
如果不知历史，这个寺院的“三生石”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石丛。虽然在一块石上刻着三个般大小的红色的篆字：“三生石”，但却不显眼。好在石头较光滑的一面，镌刻上一段苏东坡写的《僧圆泽传》，字虽然有些磨蚀，但正是这块石刻却使这块“三生石”名扬四海，成为杭州一著名千古不衰的景点。
为什么这样说呀，大家知道许多人称苏轼为东坡居士。东坡是他的名居士代表他是佛家俗家弟子。当年东坡在杭州当过太守也就是杭州市长，他在任上帮西湖做了一条现在所称的苏堤，还有许多以市长职务行为为杭州人民做的好事与政绩，这些大家有目共睹。
然而，东坡居士却以佛家弟子且文学大师的身份在杭州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那就是考察确定并改写了一段佛家高僧与一隐士之间朋友肝胆相照的情义“三生石”的有点凄婉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后地点，就是这个被现在称为天竺法镜寺后院的石丛中。
天竺寺这个“三生石”来源的佛家故事，其实并不是苏东坡原创。故事发生在唐朝，作者是唐代的并不有名的作家名叫袁郊。让我们来看看百度搜出来他的资料简介。袁郊，唐代文学家，字之仪，蔡州朗山人（今河南确山人）。咸通时，为祠部郎中。昭宗朝，为翰林学士。《全唐诗》收其诗四首；《新唐书·艺文志》载：袁郊作《甘泽谣》一卷；《太平广记》收其《甘泽谣》九卷，《圆观》、《红线》皆出于其中。
袁郊虽传世作品较少，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二大贡献。一是他在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上首次将“武”与“侠”结合的作家。人们习惯“武侠”联称，但其实“武”、“侠”各自涵义不同。“武”是武功，是技击本领，是工具和手段；“侠”是一种精神特质，是一种行为姿态，具有这种精神、以这样的姿态行动的人亦称为“侠”或“侠客”。
最早的游侠，他们或尚“侠”，只是精神之侠；或尚“武”，只是技击之侠。“武”“侠”的概念是分离、不交织的。袁郊《红线传》中首创“侠”与“武”的结合，从此，中国武侠小说“以武行侠”的观念大致定型，武侠 小说的要素自此完备起来，袁郊的作品为后世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当然这跟本题无大关，暂且不表。
袁郊的第二个贡献就是他将佛教中的“三生石”理念用故事的形式，在中国普及并民间化。三生即前生、今生和来生，是在汉代伴随佛教传入中国的。唐朝罽宾沙门佛陀多罗译的《圆觉经》原名《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里讲了三生轮回理念。佛说：
“一切世界，始终生灭，前后有无，聚散起止，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皆是轮回。未出轮回，而辨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若免轮回，无有是处。譬如动目，能摇湛水，又如定眼，犹回转火，云驶月运，舟行岸移，亦复如是。”
轮回与转世都是佛教的基本观念，佛教教义认为有生就有死，有情欲就有轮回，有因缘就有果报，所以生生世世做朋友是可能的，永生永世做爱侣也是可能的。这个理念一传入中国便被许多文学大师们运用。如南朝诗人谢灵运有诗曰：“四城有顿踬，三世无极已”；唐代白居易也有诗云：“世说三生如不谬，共疑巢许是前身”。
然而，佛教教义的三生是玄妙的，谢灵运、白居易等诗人笔下的三生却是抽象的，不合适中国民众的习惯形象思维，所以在中国民众中不便普及。而袁郊在他的作品《圆观》中三生石的故事，却直观形象地解构了佛教三生轮回，自此三生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孔不入，三生观念也发展成为中国人对前生与后世的信念。
袁郊最大的贡献，是通过一个故事，把玄妙、抽象的三生观念比附到可感一块石头上。袁郊在他的《圆观》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唐富家子李源，父亲在安史变乱中死去，他深感世事渺茫便将家产捐佛寺，孤身居佛堂。圆观禅师与之结为知己。一日，他们相约游青城、峨嵋。圆观主张走旱路，李源坚持走水路，圆观无奈依李源走水路。船到南浦，圆观见河边取水的一孕妇流泪说：“不愿行水路，惟恐见之！”李源惊问因由，圆观回：“本欲为王氏子，因不肯前来，故孕三年未生，现既相遇，岂能再去？三天后来看望，以一笑为证；十三年后，杭州天竺寺外，再与见面。”傍晚圆观死，王氏生子。三天后，李源看婴儿，婴儿果真微笑。十三年后，李源从洛阳到杭州西湖天竺寺，赴圆观之约，到寺外，忽听牧童歌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
李源与故人果然又相逢。从此，李源彻悟，恬淡世情，八十岁老死寺院中。
这真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它写朋友的真情、写人的本性、写生命的精魂，历经两世而不改变，读后令人动容。这个故事讲了两位友人一世相谊，相约二世；二世一逢，又隐约三世的友情，含意隽永，很是耐人寻味。
李源与牧童隔世相会之地，就是现在的杭州天竺寺院外这片丛石中，今存一石，称“三生石”。三生石，情之至石，是生死之交的见证，是诺言与誓言的见证，也是让有情人可以隔世相见的地方。佛家在这里看到了轮回，而世人则看到了情谊和信诺。《圆观》使三生石名扬四海，把三生发展成中国人对前生与后世的信念，使之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孔不入。人们常说“七世夫妻”、“前世冤家”……这些皆是三生观念的不自觉流露。
透过“三生石”的故事，袁郊形象慧解了佛教的三生观，三生成为了生命永恒、真性不朽的符号。自此汉语词汇中便有了“缘定三生”、“三生有缘”；国人关于伦理、生命、哲学，乃至于整个宇宙的理念更加深化。三生石也成为典故，被《牡丹亭》、《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广泛引用，宝黛爱情就是从三生石畔的前生开始的。三生也成为了中国传承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千古流传不衰。
也许是为了纪念这个情义故事的美好，或许是为了旅游宣传需要，时任杭州太守的苏轼，以东坡居士之名删略袁郊旧篇，改写成《僧圆泽传》一文，刻于故事最后发生的地点的石磊上，为后人留下见证。东坡的改写故事大致未变，只是将主人公圆观改为了圆泽。故我们在今天，在杭州西湖天竺寺外，依然可见李源与牧童隔世相会之地被称为 “三生石”地方，凭石悼念。
“三生石畔悟三生，真性不朽思永恒；今生知遇来世盼，幽魂一缕证前缘。” 人生生死契阔，感情再深，也莫过于此。这样的深情厚谊，正是人世间普遍追求的憧憬。可惜，杭州天竺寺后面的这块“三生石”没有包装宣传的好，虽然“三生石”景点已整修，三生石与下面寺院茶园整合成一个景区。茶园种着著名的香林茶，据说是龙井茶的“祖宗”，苏东坡名句“从来佳茗似佳人”赞的也是它。三生石旁，也建了凉亭和长廊，近可赏石景，远可眺望法镜寺和茶园生态，据说还可从此登飞来峰。但我们去的时候，只有聊聊几个人影，且大都不太知道这个故事的传承与意义。周边路上也没有什么招牌来推荐这个景点。
建议杭州政府领导应该学学当年的苏太守，不仅努力把这个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经典故事打造成杭州的一个著名景点，而且成为杭州市民精神文化的一个品牌，更希望成为崛起的新浙商的一种人文内涵！
附：《唐圆泽和尚三生石迹》镌刻的碑文：
师名圆泽，居慧林，与洛京守李源为友，约往蜀山峨嵋礼普贤大士。师欲行斜谷道，源欲沂峡。师不可，源强之，乃行。舟次南浦，见妇人锦裆负婴汲水，师见而泣曰：“吾始不欲行此道者，为是也，彼孕我已三年，今见之不可逃矣，三日浴儿时，顾公临门，我以一笑为信。十二年后，钱唐天竺寺外，当与公相见。”言讫而化。妇既乳儿，源往视之，果笑，寻即回舟。如期至天竺，当中秋月下，闻葛洪井畔有牧儿扣角而歌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用论，惭愧情人远相访，些身虽异性常存。”源知是师，乃趋前曰：“泽公健否？”儿曰：“李公真信士也，我与君殊途，切勿相近，唯以勤修勉之。”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江山寻已遍，欲回烟掉上瞿塘。”遂去，莫如所之。
